這裏荒蕪寸草不生。
後來你來這裏走了一遭。
奇蹟般萬物生長。
這裏是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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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伯雷茨。三十四歲，陸戰隊第三連爆破手。
檔案上被寫過一個詞——“無情之人”。寫這個詞的人叫克羅爾，軍港警備司令部副官。他把“情”字的最後一點壓成了墨團，然後抬頭問我：你知道我爲甚麼寫這個詞嗎。我說知道。他說你不解釋？我說不解釋。他把筆帽蓋上，看了我很久，說，去吧。
克羅爾死了。死在軍港碼頭，被骨刃從右肩斜切到左肋。死前在德爾文掌心裏劃了一道豎線，從掌根到指尖。防線移交。他說了兩個字：值了。我當時不在碼頭上，在第四防線外圍的廢墟里埋爆破索。通訊頻道里有人喊“克羅爾陣亡”，我把引爆器的保險栓拔出來又插回去，繼續埋。
我不是無情。我只是知道，戰場上每一秒都有人在死。如果我停下來爲每一個死掉的人難過，下一個死的就是我旁邊的人。
我十四歲下井。父親是礦上的爆破工，一米六出頭，背有點駝，右手食指和中指被炸藥崩掉過一截。他喜歡坐在門檻上用搪瓷缸喝散裝白酒，喝完敲着門檻哼一首沒人知道名字的老歌。他死在塌方里——把炸藥背進塌方區，炸開碎石救出三個工友，自己沒跑出來。救援隊只挖出他一隻靴子，靴子裏的腳還在，腳踝碎了，靴子完好。我媽抱着那隻靴子在礦井口坐了一整天，不哭不鬧。
礦主賠了一筆錢，夠我媽撐到我入伍。入伍第一張表格，特長欄我寫了兩個字：爆破。連長問我你會爆破？我說我爸教的。他問你爸呢？我說死了。他沉默了一會兒，對文書說，這個人，陸戰隊第三連。後來每次有爆破任務，他都叫我去。我們之間唯一的對話就是任務參數。說完了我就走。不是不尊重——是怕回頭之後他會問我一個問題，而我不知道答案。
軍港地下通道那次，我走在隊伍最前面。通道很窄，不到一米寬，空氣裏有黴味和消毒水味，以及從通道盡頭滲過來的極淡的暗綠色甜味。內馬科跟在我後面，手指在通訊終端上敲。他怕死，從來不掩飾自己怕死，但他敲出來的每一組座標都精確到小數點後兩位。沃克在最後面，槍口一直對着後方，呼吸聲很重，但沒有跑。期特凡在中間，揹着空揹包，左手在胸口摸了好幾次。他在摸那枚淡金色的特恩幣——他給他妹妹攢的藥錢，貼着心臟放着。
實驗室地下二層，低溫櫃還在亮。壓縮機每響一陣就歇一陣，歇的時候能聽到液氮循環的噝噝聲。櫃門上的溫度顯示面板跳動着——負七十度。旁邊貼着一張紙，上面用馬克筆寫着備用電池剩餘時間，數字被反覆劃掉修改，最後一次改的數字已被水漬浸溼，暈成模糊的藍。最後一行的字是：“？。祝好運。”上一支回收小隊把最後的時間寫在紙上，留給後來的陌生人。
我把玻璃管一支一支取出來放進揹包。淡金色的液體在低溫櫃的暗光下發出極細微的熒光——那是燼生用神骸反向激活技術製備的實驗性抗體樣本，每一管的製備週期長達三週，失敗率超過八成。管壁上的標籤寫着編號和日期，我一個一個核對，覈對完一遍又覈對一遍。我需要知道，我把命押在上面的這些東西，每一個編號都是對的。
撤出實驗室時我把門上的標籤揭下來，摺好放進口袋。如果我回不去，這張紙就是我的遺囑。上面沒有名字，沒有日期，只有一行數字和兩個字。夠了。
在廢墟里，晶體化喪屍從側翼包抄過來。它們從被艦炮炸塌的商業大樓廢墟里鑽出來，領頭的是兩隻獵人型，後面跟着鐮刀喪屍和重甲重錘。遠處更多暗綠色光點在移動——喪屍坦克的履帶碾過碎石，發出骨頭斷裂和金屬摩擦的刺耳聲響。
我把最後一卷爆破索鋪在路面上，接頭處用絕緣膠帶纏緊。我的手指沒有任何多餘的動作，膠帶間距均勻得可以用尺子量。鋪完我把引爆器塞進期特凡手裏。他的手掌很粗糙，有常年握方向盤磨出的老繭。他看着我的眼睛，嘴脣動了動。我說，走。
我沒有回頭看他有沒有跑。我知道他會跑。那個貪財的運輸兵，每次被憲兵關完禁閉出來第一件事就是跑回宿舍看他的硬幣還在不在。他跑得快。
我把霰彈槍端起來，槍托抵在肩窩。喪屍越來越近，暗綠色的光從斷壁殘垣的裂縫裏滲出來，像活的，在脈動，在呼吸。我瞄準最前面那隻獵人型的顱骨正中——燼工說過，核心在蝶骨深處的神骸金屬片，金屬片碎了喪屍就散了。我扣下扳機。第一隻倒了。第二隻還在衝。換彈，上膛，瞄準，開火。第二隻倒地。
彈藥用完了。我把霰彈槍扔在一邊，從腰間拔出最後一顆手雷。銅製的外殼被掌心焐熱，防滑紋路握在手裏有一種粗糙的安全感。我用拇指拔掉保險。保險銷彈開的聲音極清脆，在廢墟里迴盪了極短的一瞬，然後被喪屍的腳步聲吞沒。
身後的腳步聲越來越遠。期特凡和內馬科揹着樣本往封鎖牆方向跑。我不跑了。我爸死在塌方區，他把人救出去了。我把樣本送出去了。這條路到頭了。
手雷的保險片彈開。那一瞬間，彈飛的金屬片反射出暗綠色光霧裏最後一縷來自遠處的橘紅色夕陽光。我聽見自己笑了一下。不是苦笑，不是自嘲——是被一件做了很久的事終於做完之後，身體自動發出的極輕極短的釋然的聲音。
炸藥又不怕。
父親死前說：沒事。我說：炸藥又不怕。這兩句話之間隔了二十年，隔了一個礦區的塌方和一個港口的陷落。但它們是同一句話。炸藥不怕。它只在火光中完成自己唯一會做的事——把壓住活人的東西炸開，然後消失。
爆炸的火光照亮了整片廢墟。那些被暗綠色晶體覆蓋的牆壁短暫地變回了它們本來的顏色——灰色、白色、米黃色。只亮了不到一秒，然後重新沉入黑暗。但那一秒已經夠了。足夠讓期特凡看清前面的路，足夠讓內馬科敲完最後一行密鑰，足夠讓沃克在鐵門前回頭看了一眼。
他看到了那道光。他知道那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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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內馬科。二十六歲，陸戰隊第一連通訊兵。
檔案上寫着“怕死”，旁邊加了一行小字：怕死的人在最怕的時候還在做事，比不怕死的人更有用。寫這行字的人是德爾文。他是我見過的最好的長官。我沒有當面告訴過他——每次想開口，嘴張到一半又合上了。不是不敢，是覺得這種話不應該用說的，應該用做的。
我從小怕很多東西。怕黑，怕高，怕打針，怕被人笑。父親帶我下過一次井，他把頭燈關掉，我在黑暗中縮成一團。他說，你怕黑，是因爲你還能看見黑。真正的黑不是看不見——是你不確定自己還能不能看見。後來我把這句話寫進了通訊終端的備忘錄裏。終端換了三個，那句話一直在。
入伍體檢抽血，針還沒扎進去我就暈了。醒過來躺在體檢室的長椅上，軍醫翻着我的體檢表說，你這種體質上戰場怎麼辦？我說，我會修通訊器。我從十二歲開始拆收音機——礦區太偏，收音機是唯一能聽到外界聲音的東西。軍醫看了我很久，低下頭在體檢表上寫了兩個字：合格。他寫“合格”的時候猶豫過。但他還是寫了。因爲戰場上需要的不是不怕打針的人——是需要會修通訊器的人。
第一次上戰場，炮彈落在掩體旁邊，衝擊波把我震翻在地。我蹲在戰壕裏抱着通訊器發抖，抖得連長以爲信號受到了干擾。但我一邊抖，一邊把前線觀察哨的座標精確到了小數點後兩位報給了炮兵陣地。觀察哨的座標被雨水打溼了，我只能看到大概位置。我打開終端的定位補償算法，把模糊點、已知座標、炮彈落點彈道反推數據輸入進去，終端在幾秒後給出了精確座標。那天的炮擊打掉了敵軍數個火力點。
事後連長問我爲甚麼不跑。我說，我腿軟了，跑不動。他說，還有呢。我說，通訊器不能丟——通訊器丟了，炮兵就是瞎子。他看了我很久，在我的檔案上寫了兩個字：怕死。
出發之前，德爾文站在帳篷裏把四份檔案排開。他拿起我的檔案，目光落在“怕死”上。他拿起鋼筆，在旁邊加了一行小字。筆尖在紙上移動的速度很慢，慢到每一個字都能聽到摩擦的細微聲響。寫完之後他看了那行字很久。然後他拿起沃克的檔案，把“懦弱”劃掉——不是塗黑，是一條極直的橫線——在下面寫了三個字：未測試。他的手很穩。他知道“懦弱”是蓋棺定論，“未測試”是等待。
我忽然想跟德爾文說一句話。我想說，司令，謝謝你在我檔案上寫的那行小字。我沒有說出來。我站在那裏，嘴張了張，喉結滾動了一下，只是說了聲“是”。然後轉身走出帳篷。
實驗室裏我把數據存儲芯片從終端上拔下來，放進作戰背心的防水口袋裏。芯片很涼，貼在胸口像一塊冰。我想，這塊芯片裏存的東西，燼工看了之後可能會找到疫苗的下一步。我不懂病毒，不懂神骸變體，不懂抗體反向轉錄。但我懂通訊。
上一支回收小隊的通訊兵在最後通訊裏留下了加密頻道的備用密鑰。那種加密方式用的是基於神骸變體信號頻率的僞隨機數生成算法，每數十秒頻率變一次，密鑰也變一次。他在死前把密鑰的部分參數傳回了指揮中心，沒來得及傳完——信號斷在半句話上：“第三組參數是——”然後只剩白噪音。
我在廢墟里一邊跑一邊破解剩下的部分。終端屏幕上的數字在快速滾動，我的手指敲得飛快。手指在發抖，但動作極準，一邊抖一邊把每一個數字都精確到了小數點後一位。第三隻喪屍從廢墟里竄出來的時候，密鑰還剩最後一組沒解完。屏幕右上角顯示頻率倒計時——距離密鑰失效還有一段時間。我可以先跑，跑到安全的地方再解。但頻率會變，變了之後之前解出來的全部作廢，必須從頭再來。
我繼續敲。沒有抬頭看。抬頭會怕，怕了手會抖，手抖了數字就不準。數字不準，密鑰就廢了。密鑰廢了，芯片裏的所有數據都無法解碼。數據無法解碼，燼工就看不到上一支回收小隊用命換來的實驗結果。看不到實驗結果，疫苗就出不來。
我敲完了最後一組數字。屏幕彈出一行文字：密鑰解鎖完成。所有加密頻道已解除限制。我按下發送鍵。然後我站起來。
骨刃從我後腰刺入，貫穿腹部。
疼。晶體化的骨刃在刺入的同時釋放極微弱的暗綠色能量液，接觸血液後讓血液在短時間內降到不正常的低溫。我的整個腹腔都是冷的，冷到四肢末梢發麻，冷到呼出來的氣在嘴脣上結了一層極薄的霜。我低頭看了一眼從腹部穿出來的骨刃尖端——暗綠色的，倒刺排列成交錯的鋸齒，每一根都反射出不同的光澤。那些倒刺是專門設計來讓獵物無法自行脫身的。越掙扎，倒刺越深。
我整個人被挑起來，掛在骨刃上。雙腳離地，身體的重量全部掛在被貫穿的腹腔上。疼到極處反而感覺不到疼了——身體的保護機制把極端的痛感轉化成了麻痹。血液順着骨刃往下淌，滴在碎石上，冒出一縷一縷極細的蒸汽。傷口邊緣已經開始晶體化，極細的晶體纖維從皮膚下長出來，像一層正在結冰的霜。
視野開始模糊。先是最邊緣的輪廓變成灰色，然後是期特凡回頭時的表情變成斑點。最後只剩下一個極小的中心點還是清晰的，那個點裏是伯雷茨的背影。他蹲在爆破索旁邊，一個人擋在暗綠色的光潮前面，像一塊被人立在廢墟上的紀念碑。
我忽然不怕了。不是勇敢——是沒有時間害怕了。當疼和冷和血流失的速度一起湧入大腦時，恐懼被擠出了意識之外。不是戰勝了恐懼，是大腦容量不夠用了。恐懼還在那裏，但它排不上號。排在它前面的是疼，是冷，是必須把揹包從身上扯下來扔給伯雷茨的那件事。
我用僅剩的力氣把揹包從身上扯下來。肩帶在腋下卡住了——骨刃貫穿的位置壓住了釦環。我扯了兩下沒扯動。第三下我把整個身體往側面扭，骨刃的倒刺在體內撕開一道新的口子，肩帶鬆了。我把揹包往伯雷茨的方向扔過去。手臂在空中畫了一條極短的拋物線，揹包落在碎石上，滑了一段，撞在他腳邊。他沒有回頭。但他用腳跟往後退了半步，踩住了揹包的肩帶。他在用腳感知揹包的位置。
我的頭垂下去。下巴抵在胸口，視線落在地面上。血在碎石上往低處流，流到一塊半埋在碎石裏的舊帝國廣告牌碎片時停住了。碎片上印着一行模糊的字：“歡迎來到軍港——卡莫納的東大門。”血漫過“東大門”三個字，把藍色的油墨染成了紫色。
終端從我的手裏滑落，屏幕還亮着。最後一個解鎖序列的執行時間是我被骨刃貫穿前不到一分鐘。我一邊流血，一邊把密鑰解開了。
我叫內馬科。怕了二十六年，最後死的時候腿是直的。不是站直的——是被骨刃挑在空中時身體自然繃直的。但我選擇相信那是直的。因爲腿軟了一輩子，值得有一個直的結局。
德爾文後來在戰報裏寫道：該士兵在陣亡前於敵火力覆蓋區內完成加密密鑰的全部解鎖程序，該行爲爲後續所有通訊提供了基礎保障。他沒有寫“英勇”，沒有寫“壯烈”。他只是寫：該士兵完成了他的工作。
比所有溢美之詞都重。